魏民声
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典型，日本在西方压力下开国15年后进行了政治变革，建立了有志于现代化的明治新政权，又在20年之后实施了宪政体制，初步完成了国民国家的内部构建。本文从“国民国家论”与“抗争政治”的视角，探讨日本为何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接受西方思想与精神、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近代政治体制，尽管该体制存在某些较大的制度性缺陷。
“国民国家论”与“抗争政治”
日本学术界通常将近代以来形成的国家称为“国民国家”，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对历史学影响很大的“国民国家论”，其始作俑者西川长夫早年研究法国的波拿巴主义。在1984年出版获得博士学位的专著《法国近代与波拿巴主义》一书中，西川长夫认为波拿巴主义是近代国家的典型，类似德国的俾斯麦帝政、俄国的克伦斯基内阁、英国的阿巴德政权到哈马斯顿内阁乃至日本的近代政权。因为强大的行政机构独裁是“近代中央集权国家（资产阶级）最强化的最终形态”，不能将波拿巴主义看作为“过渡期的例外国家”。
为参加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西川长夫在1987年发表题为“围绕国家与民族主义的三个断章—法国大革命的消亡（１）”的论文。文章认为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即革命时代的终结乃至国民国家时代的终结，由于法国大革命是近代国民国家的起点，应将今后研究的焦点对准国民国家。
西川长夫在历史学研究会1994年编纂出版的《论国民国家》中撰写了《十八世纪·法国》一文，提出国民国家拥有的三个特征：“第一，从理论上讲，国民国家具有国民主权和国家主权的特征，实际上，无论何种政治体制，均以国家主体是国民为前提，另外在国际上具有何种现实地位，需要通过其他国家承认其为主权国家；第二，在国民国家中，为国家整合需要各种机构（包括从议会、政府、军队、警察等统治抑制机构到家族、学校、新闻主义、宗教等意识形态机构），同时为整合国民需要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第三，国民国家在与其他国民国家相互关联中存在，不能单独存在，即国民国家存在于国民国家体系（国家之间体系）中，具有各自主张本国的独特性、相互模仿且近似的倾向。”
1995年西川又为国民国家增加了两个特征：一个是国民国家的矛盾性。即国民国家既有解放的侧面，也有压制的侧面；既有平等的侧面，也有差别的侧面；既有整合的侧面，也有排斥的侧面；既有普遍原理（文明），也有个别主张（文化）。正因如此，国民国家本来就是矛盾性的存在，其矛盾性正是发展的动力所在。另外一个是国民国家的模仿性。“不是自主的国民国家集合起来形成国家之间体系，而是世界体系或国家之间体系产生了国民国家，民族及同有的国家产生了民族及固有的文化。”
西川长夫在论述法国近代国民国家形成时提出三个方面的动因：一个是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一个是外敌的威胁，还有一个是革命运动的深化。他还强调了以统一市场为中心的经济整合、以宪法与议会为中心的国家整合、以户箱为中心的国民整合、以国家宗教为中心的文化整合在国民化过程中的作用。
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在考察欧洲国家的起源时发现，正是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民族（国民）国家的内部结构和外部体系逐渐浮现，战争编织起欧洲民族（国民）国家之网，而准备战争则在国家内部创造出国家的内部结构。一方面，战争促使国家对内的权力扩张，其目的在于扩大国家的集中资源和大众动员能力，对此更为有效的直接统治便成为国家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国家在集中社会资源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发生结构性冲突。与国家的中央集权化相对应，内部社会各个阶层通过抗议性的集体行动、与统治者的讨价还价的方式，重新缔结社会契约，由此催生了普选权等现代公民权利的出现。
蒂利从中发现了抗议政治对制度化政治的促进和推动社会结构变迁的重大意义，从而开创了所谓的“抗争政治”理论，即强调利用动态的方法观察社会抗争的完整过程，并在其中寻找相似的抗争机制。与此同时，他特别强调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协商与互动的色彩，意味着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有约束力的协商。
正如《小学馆·日本大百科全书》对国民国家的定义为“拥有确定的领土，以国民为主权的国家体制及其概念”那样，无论是西川长夫还是查尔斯·蒂利，均强调了以宪政体制为中心的国民主权在近代国民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而且近代日本宪政之路也体现了查尔斯·蒂利所阐述的“抗争政治”这就是明治政权成立不久后出现的自由民权运动。
非权力精英与自由民权运动
自由民权运动兴起的主要背景首先是权力精英的分裂。围绕朝鲜政府拒绝接受日本新政府的国书，以西乡隆盛、板垣退助为首的留守政府领导人主张惩罚朝鲜，而从欧美考察回来的大久保利通等人认为国力不足，难以征讨，于是策动天皇下诏内治优先。
“征韩派”辞职下野。下野官员分成两派，江藤新平、西乡隆盛等人以武力反抗政府，发动叛乱，均兵败身亡。板垣退助等人组织政治团体，批判政府专制，要求制定宪法，开设国会，发动民众，开展轰轰烈烈的自由民权运动。
自由民权运动有较大的思想文化背景，即明治政府大力提倡文明开化，从思想文化到生活方式积极向欧美先进国家学习，天皇带头理发、穿西装、吃牛肉。以福泽谕吉为首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出版了许多西方的书籍，介绍英国的功利主义、法国的天赋人权等自由民主思想，以及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经济组织、法律知识，例如福泽的《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
自由民权运动还有一个社会背景，即旧士族与农民阶层的参与。明治初年的改革不仅使中下级武士阶层失去传统社会的特权，甚至也失去了生活来源，因而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与此同时，尽管明治政府的土地改革承认耕种者的土地所有权，但税收较重；另外较高的义务教育费、强制性的全民服兵役也遭到农民的激烈反对，因此，他们也参与到自由民权运动中来。
1880年11月，“国会期成同盟”在东京召开第二次大会，代表中平民超过旧士族。大会决定努力争取开设国会，并要求各地政治团体拟定宪法草案。
开设国会诏书的颁布推动了各种政治势力的分化组合，出现了三个不同纲领的政党。首先在1881年10月，以“国会期成同盟”为基础组成自由党，党首为板垣退助，主要干部有后藤象二郎、片冈健吉、河野广中等。自由党的社会基础主要是中小地主、自耕农民、中小工商业者、士族激进知识分子等，其纲领为扩大自由、保障权利、改善社会、促成立宪政体等，其行动也较为激进。1882年4月，以大隈重信为首组成立宪改进党。该党主张渐进的政治改良以及立宪君主制，要求实行限制性选举，其成员主要是城市工商业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对抗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在伊藤博文的操纵下，同年3月成立以政治评论家福地源一郎为首的立宪帝政党。该党的支持者多为保守的神官、僧侣、国学者、儒学者、市町村官员等，主张天皇中心主义、主权在君、钦定宪法等，被称为“御用政党”。
1889年2月，政府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根据宪法规定，国会分为贵族院和众议院，众议院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贵族院议员多由任命产生。由于有严格的财产资格限制，当时只有１％的人拥有选举权，而且当时的工业化尚不发达，当选的议员大多是拥有较多土地者。从1890年第一届议会开幕，一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前后开过六次议会，板垣退助为首的自由党代表民众意愿反对专权政治，要求休养民力，减轻税收，节约经费，大幅削减政府提出的预算方案，与政府展开激烈的对立，甚至迫使内阁总辞职或解散议会。
甲午战争爆发后，板垣退助立即率领自由党转向，在议会里赞成政府战争预算，在社会上积极支持对外战争，其后本人甚至进人伊藤博文内阁担任权势较大的内务省大臣。过去中国学者评价板垣退助有进步的政治思想，而且能够果断的实践，但在对邻国的关系上，却坚持武士阶级对外侵略扩张的反动立场。实际上，这是对近代国民国家的一种认识误区。正如＂国民国家论”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国家既有国民主权也有国家主权，民权和国权是对立的统一，自然会出现“对内立宪主义，对外帝国主义”的现象，即主张对内争取民权、对外争取国权，两者辅相成。国家给予国民应有的政治地位和权利，国民就有义务去维护国家的利益或权利。
权力精英与民众的宪政意识
如果说非权力精英要求制定宪法、开设国会带有分享政治权力的目的，即通过占据议会多数席位影响政府决策，以扩大或保护自己的利益，那么，明治初期的权力精英是什么态度呢？实际上，他们也不反对实施宪政体制，只是在实施时间上和内容上与非权力精英有所差异。正如吉田裕高度评价“国民国家论”时指出的那样，该学说促使历史学发生视角性变化，即从利用比较史及发展阶段论方法以批判落后日本为对象的战后历史学转向在近代国民国家普遍存在的前提下把握日本。视角转化的一个具体事例是自由民权运动研究。从国民国家论的立场看，过去作为对抗明治专制政府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把握的自由民权运动是为形成国民国家的政治文化运动，既然政府与民权派的对立具有形成国民国家这一共同的目标，因而其对立始终具有相对性。
首先看一下始终占据明治初期权力中枢的木户孝允的宪政观。他希望作为知识分子的士族要为此努力。木户甚至自己草拟了关于制定宪法的意见书，强调以国会为媒介来统一人民的必要性。大隈重信与伊藤博文也主张实施宪政体制。
权力精英之所以也主张实施宪政体制，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需要。因为岩仓使节团抵达欧美后，其修改不平等条约之提议在美国遭到拒绝，英国甚至提出了比现行条约更为苛刻的修约方案，法国、比利时、德国等国在修约问题上也是寸步不让，其理由是日本尚未达到文明（法治）的程度。另一方面，岩仓使节团也看到了欧美政治制度的先进性。
虽然普通民众与非精英群体都有反对政府的诉求，但追求的目标截然不同，非精英要求分享国家权力，普通民众则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因而目前日本学术界将自由民权运动分为“民权运动”和“民众运动”。民众、特别是农民的反对政府运动主要目的是减轻地税，正是査尔斯·蒂利“抗争政治”的核心内容，而且民众运动大多是在自由党成员或地方名流（豪农豪商）领导之下进行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非权力精英的支持，即客观上起到保障政府履行制定宪法、开设国会的积极作用。
如前所述，尽管明治宪法体制存在较大制度性缺陷，并造成后来的军部“暴走”及其大规模对外侵略战争，但宪政政治体制的确立不仅使日本很快形成了近代国民国家，推动了日本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而且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确立了日本大国地位。从此体制中，也可以看出近代日本学习西方的热心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