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毛泽东为何打倒王任重?

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来访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蒙问毛的继承人是谁。毛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毛稍停了一下,指了指陪同在侧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也说不定是他。”

毛谈到王任重时,虽然是话赶话,随口一说而已,但这也表明:当时,毛是很赏识王任重的。但是,毛泽东赏识的王任重却在文革爆发仅半年就被打倒,并被关进秦城监狱七年。

今天,我就根据穆欣的文章《中央文革小组实录》等资料,跟大家探讨一下王任重文革中被打倒的原因。

王任重曾是毛最信任的地方大员

1953年2月16日深夜,毛首次南巡,认识了年仅36岁、时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从此,开始了毛与王任重持续13年的密切交往。

王任重后来回忆说:“毛主席从1953年初第一次到武汉,直到‘文化大革命’我被打倒为止,他到武汉不下数十次,有时一住就是一两个月……他每次来武汉多半是由负责警卫工作的叶子龙(后来换了汪东兴)直接给我打电话,只准我个人和公安部门的人到机场或车站去迎接他,走的时候,临时通知我到他的住所见个面。”

1956年5月30日至1966年7月16日,毛20次游长江,王任重陪游19次。正因为毛的赏识和信任,1954年6月,37岁的王任重被任命为湖北省委第一书记。1960年中共中央中南局成立时,王任重兼任中南局第二书记;1966年兼任中南局第一书记。

1966年5月,毛发动文革,最初主要依靠他亲自组建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是长期担任毛的政治秘书的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是毛的妻子江青,第二副组长就是王任重。

中央文革小组原本全国六个大局各有一个代表,但实际在列的只有两个大局的代表:一个是中南局的王任重,一个是华东局的张春桥。张春桥在四名副组长中排名第四。由此可见,王任重当时是毛最信任的地方大员之一。

文革爆发仅半年 被毛打倒了

但是,这个毛最信任的地方大员在文革爆发仅半年,被毛打倒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从当时揭批王任重的“罪行”看,主要有以下四条:

第一,王任重是刘、邓路线的执行者

毛发动文革要打倒的最重要的两大政敌是刘少奇、邓小平。刘是仅次于毛的中共第二号人物——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邓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毛认定刘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则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发动文革时,不在北京而在杭州。毛发动文革的第一个中央文件——《五一六通知》,是1966年5月16日,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实际上是一个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文件。但刘、邓两个人都被蒙在鼓里。

刘、邓以为毛搞文化大革命,是毛搞的又一次反右运动,主要是在知识分子中再打一批右派。对于毛发动文革的真实目的,连刘、邓这样最高层的中共领导都被蒙在鼓里,像王任重这样的地方大员,更是被蒙在鼓里。

当时,王任重虽然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他仍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无疑一直是紧跟毛的,但他当时对毛发动文革的理解,也与刘、邓相同,即这是又一次反右运动。

1966年6月4日至6月11日,湖北大学党委书记赵抱一根据省委指示,两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提出“三相信”(相信王任重,相信湖北省委,相信各级党委中95%以上干部是好的)、“三统一”(统一领导、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一集中”(集中力量、一致对外,即对准省、市委抛出的报上公开点名的黑帮分子)。

赵抱一提出的“三相信”“三统一”“一集中”,就是当时王任重指导湖北省文革的基本思路。

毛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从权力斗争的角度讲,不仅要打倒刘、邓,而且要从上到下打倒刘、邓的代理人,从上到下夺权。毛发动文革利用的第一批群众,就是缺乏社会经验、热血沸腾、敢想敢说敢干的大中学生。按照刘、邓当时的思路,按照王任重当时的理解,对于响应毛的号召造反的大中学生,必然要有所限制。这是毛不能容忍的。

第二,王任重与江青等人矛盾激化

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毛的妻子江青是副组长,毛的亲信王任重也是副组长。毛在用这两个人的同时,也让他们相互制约。

1966年7月末,王任重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住进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二号楼。由于他当时还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来北京时,从武汉带来一套班子,设立了自己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同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没有联系,王任重的一切事情都由他的办公室办理。

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室、会议室都设在钓鱼台十六楼,江青等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在十六楼议事、开会,王任重只是在开中央文革小组会时才到十六楼。平时他的一切活动都在二号楼,因此,他的许多活动,江青等人并不都知情。毛一方面让江青传递他搞文革的真实意图,另一方面也让王任重做一些事,却不让江青知道。

王任重在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同时,还是北京市文革的顾问。根据毛的指示,清华、北大的文革,他都亲自过问。

刘、邓派的工作组撤离清华后,他用“北京新市委大学工委”联络员的名义,把他从湖北带来的秘书等派驻清华,后来又从解放军政治学院调来12名干部,共同组成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联络员。王任重就是通过这些联络员来掌控清华文革的。

对于北京大学的文革,王任重也亲自过问。北大造反派头头聂元梓回忆说:北大工作组走了,运动怎么搞?她也遇到许多新问题,该向谁请示呢?正好王任重找到她,说北大运动中一些大事情,需要聂元梓配合。北大校文革成立过程中的每一步,聂元梓都请示王任重。

王任重的这些做法,让江青等人很不满。江青多次向毛告状,说王任重另搞一套、架子大,与她对着干,干什么事情都不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商量等,双方矛盾越来越大。当时,王任重患有肝病,劳累加上心情郁闷,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天天发低烧,脸色灰暗,日益消瘦下去。

尽管如此,毛听了江青吹的枕边风之后,还是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判王任重。1966年10月,王任重离开北京,到广州养病。毛泽东发话,江青不断煽动,武汉的造反派更是有恃无恐。

1966年12月5日,由武汉二司、三司和外地赴汉的红卫兵共50多人,组成“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把王任重揪到武汉批斗。

第三,王任重被诬蔑为国民党CC系特务

毛文革时整人的一个“绝招”,就是把被打倒对象扣上“特务”的大帽子。

1968年,毛的妻子江青以“CC特务”的罪名把王任重关进秦城监狱。造反派内查外调,最后查出,王任重上中学的时候,曾参加过一个学生组织。这个学生组织是蓝衣社的外围组织,而蓝衣社是国民党CC系的特务组织。

这就是说,王任重曾经是国民党特务。后来,一位晚辈蔡沙弟曾当面问王任重:“王伯伯,你给我说个老实话,你究竟是不是CC特务啊?”

王任重激动地说:“不是!我从未参加过CC,更没当过CC特务!”“沙弟,你要相信你王伯伯。这都是江青给我造的谣,在秦城坐牢时,他们问过我无数次,逼我承认参加过CC特务组织。我坚决不承认,我让他们去查,我如参加过,可以枪毙我!”

第四,王任重反对毛

王任重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东。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高官,都会被扣上反毛的罪名。

一天,一个造反派偶然从王任重的儿子那里,看到王任重写的一首诗,内中称毛为“战友”“兄长”。造反派如获至宝:“哼,你王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称兄道弟!”顿时,武汉三镇的造反派炸锅了,立即以此向王任重兴师问罪。

原来,1959年6月,王任重陪毛泽东回韶山。毛写了一首诗《到韶山》。喜欢舞文弄墨的王任重也赋诗一首:“韶山风光依旧,人世几经沧桑。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

王任重被揪出后,这首诗成了他反毛的罪证。造反派认为,这首诗一方面把毛比作衣锦还乡的封建帝王,另一方面又以“何须”二字反对和讽刺毛的韶山之行。在反复批斗王任重的同时,造反派还写了一副对联:“壮志已成泡沫,高帽挂牌还乡”,送给王任重,为毛“报仇”。

文革结束后,中共将王任重文革中被打倒的责任都推到江青等人头上。江青曾讲,“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如果没有毛的同意,或者毛主动出面保王任重,江青敢打倒王任重吗?根本不可能。

从1953年结识毛到1966年被毛打倒,王任重忠心耿耿地追随毛、服务毛、紧跟毛,但还是跟不上。毛说翻脸就翻脸,其冷酷无情,令所有有良知的人心寒。毛何以至此?一切都是为了权力。顺我则昌,逆我则亡。谁挡他的路,或者谁被他认为挡了他的路,他就毫不留情地打倒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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